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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球“滯脹”格局固化,宏觀政策方向明確

程實 原創 | 2022-01-16 15:43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焦點關注

  

短期復蘇路徑更趨曲折與分化,但長期政策方向卻更加清晰。

  2021年,世界進入疫情常態化的新階段,新供給沖擊成為主導宏觀經濟演化的主線邏輯,“滯脹”風險逐漸顯現。展望2022年,全球“滯脹”格局進一步固化,經濟復蘇有序推進但難以恢復疫前水平,通脹的延續性和破壞力不容小覷,全球供應鏈漸進恢復,數字經濟加速進化,成為升維競爭的核心要義。盡管新供給沖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宏觀經濟環境日益復雜與惡化,短期復蘇路徑更趨曲折與分化,但長期政策方向卻更加清晰。

  2021年全球經濟回顧:滯脹風險顯現

  新冠肺炎疫情引致的“新供給沖擊”已于2021年成形,并成為詮釋全球經濟運行的底層邏輯。作為近40年來第三大“新供給沖擊”,疫情的影響日趨復雜,拖累全球經濟增長、推升全局性通脹壓力,形成了宏觀經濟領域最尷尬的“滯脹”格局。

  的角度來看,新供給沖擊降低了經濟信心、壓制了消費意愿、增加了投資困難,并抑制了全要素生產率的長期提升,進而削弱了經濟復蘇的內生動能。2021年,全球經濟雖然實現了疫情初步緩解后的強勢反彈,但疫情反復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了不容忽視的下行壓力。從疫情前狀態、慣性增長水平和潛在增長水平三個維度進行對比,全球經濟尚未做到“恢復正常”,近七成經濟體的實際基本面尚未恢復到疫情前常規水平。后因新變種毒株蔓延、疫情不確定性增加,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將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由2021年7月的預測值6%下調至5.9%。對于各經濟體而言,疫情防控成效、疫苗接種比例和供應鏈自洽能力則構成了復蘇分水嶺。疫情持續蔓延加劇了陣營、區域和國別的結構性分化,全球經濟的K形復蘇明顯。

  的角度來看,新供給沖擊依循從生產到消費、從外部到內部、從短期到長期的影響路徑,全面推升全球物價總水平。2021年,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前三季度能源和非能源價格指數分別上漲68.5%和14.5%,以生產者價格(PPI)飆升為主要特征的結構性通脹成為全球經濟不平衡復蘇的主要特征之一。物價上漲的行業螺旋正悄然形成,尤其是在供應鏈上下游的恢復和重塑過程中,信貸擴張、宏觀政策、極端氣候以及地緣政治都繼續影響供應鏈的中間成本。PPI向CPI的傳導在部分區域也已完成,疫情敏感度高的通脹項目與疫情敏感度低的通脹項目之間的影響正在強化。當歐美國家疫情得到控制后,主要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并未順利實現同步回落。相反,旺盛的需求端開始支持商品及服務價格繼續保持在高位。

  2022年全球經濟展望:復蘇有序推進

  2021年已經接近尾聲,疫情尚未消退,宏觀經濟形勢復雜嚴峻,全球經濟復蘇來之不易。展望2022年,全球經濟依然深陷新供給沖擊引致的“滯脹”泥沼,復蘇有序推進但增速放緩難以恢復疫前水平,物價穩定遭到長期破壞,通脹雖不是惡性的但也不是暫時的,全球供應鏈開始漸進恢復,后疫情時代數字經濟加速進化,元宇宙將引領思想變革。

  復蘇有序推進,但難以恢復疫前水平。我們用IMF的WEO基礎數據庫進行了測算,在全球191個有統計的經濟體里,2020年有84%的經濟體GDP總量低于疫情前(2019年),2021年這一數字降低至53%,2022年有望進一步降低至23%,表明復工復產持續在更大范圍內獲得成效,但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全球僅15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速高于歷史平均增速(1980~2019年),全球93%的經濟體經濟增長依舊弱于趨勢水平。全球經濟體K形復蘇的分化效應進一步放大,中美“穩定雙核”的作用持續彰顯。金磚五國2022年經濟增速較2021年的下滑程度明顯高于主要發達國家,中美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2022年的經濟增速都有望達到5%左右。

  疫情仍是2022年全球經濟面臨的最大下行風險,同時也是最大的上行風險,復蘇不確定性廣泛存在。如果疫情出現意料之外的劇烈反復,則新供給沖擊可能會掀起第二輪高潮并將延續更長時間,則全球經濟會再度陷入困頓。但疫情也有可能突然消失或隨著特效藥的面世,全球經濟解封,生產要素得以順暢流動,供應鏈有望快速修復,將帶來經濟增長的上行空間。

  通脹不是惡性的,但也不是暫時的。2022年全球物價形勢依舊復雜且嚴峻,全球通脹雖非惡性,但也不是暫時的,原因有六:第一,疫情并未根本性終結,全球要素流動依舊受到廣泛抑制,供應鏈緊張對通脹形成的主要作用還將在較長時間內維系;

  第二,高通脹行業價格水平對全局商品及服務價格的外溢性影響持續存在并悄然增強;

  第三,前期價格高漲商品的價格并未出現市場預期中的快速回落,高通脹行業的價格剛性有所顯現;

  第四,全球勞動力市場呈現出勞動參與率下降、結構性短缺和摩擦性失業并存的復雜格局,工資上升可能與物價上漲形成正反饋螺旋,進而持續推動通脹上行;

  第五,通脹預期已然形成并呈現出自我強化的微觀特征;

  第六,全球保護主義、孤島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盛行帶來了廣泛的不確定性,地緣政治動蕩加大了能源價格的波動性,通脹長期化可能性由此上升。

  從絕對水平來看,通脹程度取決于三種內在驅動力(6.530-0.07-1.06%):需求引致、成本推動與預期引致。成本推動和預期引致是推動通脹中樞水平上升的關鍵力量,但因全球經濟增長減速,需求不足、產出缺口長期存在,將起到內生抑制作用,全球通脹上行空間有限。

  全球供應鏈漸進恢復。受到疫情沖擊影響,全球價值鏈遭受了數十年來前所未有的破壞。價值鏈中下游庫存調整,生產與供應方交貨時間壓力,以及制度差異下全球疫情恢復不同步是影響全球價值鏈恢復的最主要挑戰。隨著全球疫情逐步受到控制,產業鏈上供應端、物流端與零售端在2021年二季度以來正在持續修復。然而,價值鏈上的生產生活的復蘇與擴張并不代表中長期全球價值鏈就能恢復至疫情前水平。地緣政治風險、極端氣候變化以及企業自身產業鏈的重塑將對全球價值鏈的恢復構成長期挑戰。

  數字經濟加速進化,元宇宙引領思想變革。后疫情時代,掌握數字經濟主導權已經成為升維競爭的核心要義,數字經濟實體化與虛擬現實“雙循環”的進化趨勢在2022年將繼續強化,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重心將聚焦于數字要素驅動業與數字化效率提升業。從供給側看,數字經濟的實體化將推動產業數字化進入從量變到質變的階段,產業數字化向第一、二產業滲透,利好對農業、工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改造的數字化效率提升業。從需求側看,對數字商品的需求顯著提升,利好涉及數字內容創建與確權的數字要素驅動業。虛擬現實的“雙循環”將打開數字商品的增長空間,雖然數字商品并非首次出現,但NFT與元宇宙分別對應數字世界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升級,賦予了數字商品新的價值源泉。

  2022年全球政策展望:政策搭配發力

  對于全球宏觀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而言,新供給沖擊既帶來了貫徹“傳統智慧”的兩難,也產生了破局意義的倒逼效應,敦促全球宏觀政策跳出菲利普斯曲線的束縛,從一個更高的層次和更廣的維度去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巨大挑戰。

  全球宏觀政策方向明確、注重搭配。面對百年一遇的公共衛生危機和已有前車之鑒的新供給沖擊,全球政策調控的方向反而變得更加明確,注重政策搭配發力。第一,應對疫情的直接紓困政策與應對大宗商品價格非理性上漲的管控政策具有較高的短期優先級。

  第二,全球財政政策從政策指派看將更注重于呵護經濟復蘇動能,整體更注重刺激力度與可持續性的長期平衡。

  第三,全球貨幣政策從政策指派看將更趨關注長期物價穩定,非常規政策的退出是確定性的政策方向,一旦疫情防控取得決定性的成果,貨幣政策的正;澴鄬@著加快。

  第四,全球需求側政策的重心將繼續從宏觀向微觀傾斜,而供給側政策的長期重要性正逐步超出需求側政策。

  第五,長期政策將更加聚焦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從凱恩斯主義轉向長期實用主義。

  美國宏觀政策變頻加快、堅決高效。短期內,美國經濟壓力重心在“脹”,美聯儲宏觀政策的核心特點是“政策方向不容置疑,變盤時點相機抉擇,政策搭配環環相扣,前瞻指引相對模糊,政策變頻逐步加快”。首先,美聯儲漸次收緊的政策方向毫無疑問,通脹的非臨時性使得美聯儲加快縮減資產購買的步伐,隨后將迅速開啟加息政策,2022年預計加息3次。

  其次,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時序安排井然有序,政策變盤的具體選擇都已在計劃之中,美聯儲未來需要進一步討論并明確的是每一步展開的時點,而時點選擇將受到復蘇進程和全球局勢不確定性的干擾。從前瞻指引的角度看,美聯儲采取了一種更趨溫和的形勢,以避免政策變盤造成較大市場波動和經濟預期變化,針對加息的預期管理仍將是謹慎且相機性的。不過,美聯儲政策變盤雖然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變化的頻率可能會逐步加快,變化的力度可能也會逐步加大,新供給沖擊之下,美聯儲的行動將比言語更為堅決和高效。長期來看,“拜登經濟學”將注重通過稅收調整和激勵變化改善美國兩極分化問題、緩解民粹主義,進而激發美國微觀創造力并保持美國霸權優勢。

  中國宏觀政策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當前,中國經濟“滯”的緊迫性相對更高,宏觀調控將以“積極財政政策+靈活貨幣政策+高效結構性政策”為主要內容。財政政策有望加力,通過刺激基建投資增長來幫助經濟增長動能的自然轉換,進而為守住增長底線創造條件;靈活的貨幣政策則將以我為主、穩字當頭,保持“松緊適度”,基準利率和流動性總閘口不松,防止通脹壓力持續自我強化,降準政策和普惠金融政策不緊,繼續為受供給沖擊影響較大的中小微企業有效輸血;結構性政策則通過鄉村振興、反壟斷、稅收優化、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等不同路徑促進效率和公平的協同,夯實經濟復蘇的產業基礎、行業基礎、環境基礎和民生基礎。

  此外,中國將更重視跨周期框架下宏觀政策對經濟運行的影響,考慮釋放中長期政策空間和維護經濟長期的穩定性,這意味著在跨周期政策框架下傳統宏觀政策放松時不會過松,收緊時不會過緊。長期來看,中國一系列政策變化都圍繞著“公平正義”的核心要義,公平兼顧所有人福利最大化、弱勢群體最大化和機會均等,正義則包含人民標尺、科技至上和人類大同三重內涵,在共同富裕、雙循環、碳達峰、碳中和等新發展理念的引導下,中國經濟有望于減速增質的過程中行穩致遠。

  (作者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

個人簡介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2007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F任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會成員,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和安徽大學碩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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